论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二里头文化的铜器金

2020-02-16 作者:考古文物   |   浏览(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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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

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夏商考古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上承王湾三期文化,下启二里冈文化。以成组铜礼器为代表的青铜文明是三代文明的核心,其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二里头文化铜器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青铜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了解二里头文化在中国古代冶金史上的地位。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发表的铜器资料中,二里头遗址墓葬以外遗迹内共93件,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墓葬20座,计有铜器38件,该遗址还出土冶铸遗物54件。二里头文化其他18个遗址出土该时期的铜器41件,冶铸遗物51件。国内外收藏的二里头时期或约相当于二里头时期的铜器目前可知约有17件。以上,发掘品共计172件,传世品大约17件,合计189件。冶铸遗物不少于105件,两者合计不少于294件。 一、二里头文化铜器的形制与制作 二里头文化铜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容器、乐器、武器、工具和其他礼仪用器等。 容器类包括爵、角、盉、鼎、斝、鬲等器型,其中铜爵是二里头文化最早出现的、最具有特色、数量最多的铜容器。二里头文化的铜质乐器目前仅有铜铃出土。除铜容器外,还有不少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其他礼仪用器,包括铜牌饰和圆形器。武器类包括戈、钺、戚、镞等器型,其中铜镞的数量最多。工具类器物有铜刀、锥、凿、锛、锯、纺轮、鱼钩、钻等器型,这些器型散见于铸铜遗址、墓葬和其他遗迹中,应该是生产和生活用具。另外还有部分遗物属于冶炼残留物或者由于器型残缺不

施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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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商周青铜器”是一个学界约定俗成的概念。它主要指湖南宁乡一带出土的青铜器,同时包括湘江流域、资水流域、澧水流域、洞庭湖北岸等现今湖南境内出土的所有相当于商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一些研究将湖南出土的楚式、越式等东周时期青铜器也归入其中。

湖南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多而且相对集中,出土情况和总体风格等与中原和周邻地区的商周青铜器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湖南境内没有确立一个可将这些青铜器纳入其中的考古学文化,各地点铜器的时代、文化面貌本身也有差异。因此只能用“湖南商周青铜器”来指称这样一批青铜器。

从20世纪初开始,湖南地区就不断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其中早期出土的许多铜器流失海外。目前发现的湖南商周青铜器已有数百件。这些青铜器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谁制造和使用,又因什么原因而埋藏,这些涉及湖南商周青铜器来源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湖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以及如何构建整个商周时期的文明图景。针对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学术界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但迄今的认识还并非明确一致。在既无新的资料,也未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的情况下,本文拟重点辨明关于“湖南商周青铜器来源”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概念和问题,以期对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望城高砂脊遗址

探讨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需要先认识湖南青铜器如下方面的特征。

1、青铜器在湘江下游的宁乡一带出土最集中,在湘江流域有较多发现,资水、澧水流域等也有出土。

2、绝大多数青铜器为零散出土,除宁乡炭河里和望城高砂脊等少数遗址出土铜器外,大多数铜器没有相关联的遗址,也没有出土背景和共存遗物。只有少数铜器出自墓葬。

3、青铜礼器以鼎、尊、卣较多,其他有鬲、甗、罍、瓿、簋、觚、爵、角、觯、盉、瓠形器等。多铙、钟、镈等乐器。除墓葬随葬品外,没有组合关系。

4、铜器的面貌不一,通常按与中原青铜器的相似程度被划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地方型等。从总体风格上看,湖南青铜器更宜分为两大类,一类器形和纹饰都与中原青铜器相近,个别器物带铭文,以各类圆鼎、兽面纹鼓腹卣、觚、爵等为代表,相当一部分出自墓葬。另一类与中原青铜器差异明显或完全不见于中原,以动物造型的尊、卣,以及铙、镈等最具代表性,大多零散出土。

5、在湖南没有发现铜器铸造作坊遗址,也未出土陶范等与制作铜容器直接相关的遗物,只个别遗址出土石范。

6、青铜礼乐器都是陶范铸造。少数经检测的铜器为铜、锡、铅三元合金。

7、铜器的时代不一,以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铜器居多,但不早于殷墟时期。

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湖南商周青铜器有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几类。除中原型铜器来自中原外,一些研究还认为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铜器并不产于湖南,而是与邻近的其他青铜文化有关。比如有学者就提出湖南出土的大口尊、折肩罍有可能产自江汉平原东部。如此,讨论湖南青铜器的来源,首先需要探讨青铜器的产地。而产地则只有本地产生和非本地生产两种情况。非本地生产的铜器当然又存在有多个来源的可能性。青铜器铸造后被异地加工改造的情况在湖南青铜器中还缺乏明确例证。

湖南集中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大多与中原文化相关。比如1999年望城高砂脊墓葬出土的铜器,鼎、尊、刀等在殷墟都有同类器。2003年后在宁乡炭河里城址外的墓葬中出土的鼎、鸮卣等,为中原型器物。1990年还在常德津市涔澹农场一座墓葬中出土觚和爵,也具殷墟青铜器的风格。这几批铜器都出自墓葬。高砂脊和炭河里墓葬的时代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有可能是南迁殷人的遗存。津市的觚和爵与殷墟第二期的同类器近同,可能是更早时期流入湖南的铜器。湖南出土的其他零散铜器中,比较明确为中原型铜器的多为鼎、鬲、簋、罍、兽面纹鼓腹卣、鸮卣,以及觚、爵、觯等,一些铜器上还有铭文,它们很可能是中原的产品。而以四羊方尊、象尊、虎食人卣为代表的动物造型的器物和铜铙等则不见于中原,自然也不会来自中原。

湖南的中原型铜器是由什么途径从中原传入的,其他非中原风格的铜器又是否另有来源?这就需要考察湖南相邻地区的青铜文化和青铜器。从地理位置与时代的相关性考虑,需要考察的相邻地区只有江汉地区和赣江流域。

江汉平原正位于湖南和中原之间,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最早兴起的地区和中原青铜文化南传的通道。江汉地区的黄陂盘龙城出土有长江流域年代最早、种类丰富的青铜器。墓葬和祭祀坑出土有斝、爵、鬲、鼎、甗、簋、觚、卣、盉、盘、尊、罍等,它们与二里冈青铜器有基本相同的器类、组合、器形、装饰和铸造技术。盘龙城的兴起对江汉地区乃至于整个长江中游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意义重大,但并没有迹象表明盘龙城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是湖南殷墟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直接来源。

金莎娱乐官方网站,盘龙城废弃之后,殷墟时期的江汉平原不再存在像盘龙城那样的区域性中心,发现的青铜器也很零散。汉水以东,出土铜器的地点由北向南有枣阳、应山、安陆、应城、黄陂、新洲、汉阳、浠水,明显呈线性分布。这保持了二里冈文化南下至盘龙城及长江沿岸的路线,但殷墟时期铜器的出土地点延伸到了长江以南的鄂城、大冶、阳新、崇阳等。除随县的西周墓出土商代晚期铜器外,其他铜器或零散出土,或出自窖藏,均非墓葬随葬品。器形以觚和爵最多,其他如鼎、甗、瓿、罍、卣、觯等数量都很少,这似乎保持了江汉平原二里冈时期青铜器多觚和爵的特点,也与同时期殷墟流行觚与爵相一致。除长江以南崇阳鼓和阳新铙属南方系统的青铜乐器外,其他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都与殷墟青铜器相同。总结江汉平原东部出土的殷墟时期青铜器的特点,其出土背景、风格、文化面貌等各方面都与湖南出土的中原型铜器最相近。殷墟时期青铜器在汉东地区的分布区域已接近洞庭湖,洞庭湖东北的岳阳即出土商时期的青铜器。在岳阳的铜鼓山还发现年代可早至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遗址,出土有陶器和小件青铜器。对于岳阳铜鼓山遗址,学界一般认为与商文化的扩张有关,甚至与盘龙城在政治和军事上可能是一种隶属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在殷墟时期之前,二里冈文化已由江汉平原影响到洞庭湖地区。如此,湖南出土的中原型铜器最可能也是由江汉平原首先到岳阳一带,然后再进入到湘江流域。商时期中原文化对湘江流域的影响也是通过这条路线来实现的。

在汉水以西也发现少量殷墟时期的青铜器。江陵和沙市出土有不同于商式器物的大口尊和罍,类似的器物也见于湖南华容和岳阳。长江南的石首还出土觚和镈,湖南的津市、石门也出土觚、爵、卣、簋等。这几个铜器出土点相对集中,可能是商文化传入湖南的另一条途径。

需要说明的是,在整个江汉平原,殷墟时期并不存在盘龙城那样的区域性中心,铜器呈点线状零星出土,并无大规模生产铜器的迹象。所出铜器均为中原风格,不见动物造型的青铜器。由此推断经江汉平原进入湖南的中原型铜器产地应在中原商文化的核心区,湖南的地方型青铜器也不会出自江汉地区。

赣江流域在商时期分布有吴城文化,青铜器集中出自新干大墓。新干大墓的青铜器年代不一,但整体早于湖南青铜器,约相当于二里冈文化到殷墟文化第二期。器形以炊器为主,鼎的数量和形制最多,有部分食器和乐器,完全不见觚、爵、斝一类酒器。此外,墓中还有大量青铜工具和农具。赣江流域其他地点出土的青铜器同样也以鼎居多。

新干大墓出土的铙和镈对于探索南方地区这两类乐器的起源有重要意义,除此而外,不见新干大墓青铜器与湖南青铜器有直接关联。在赣江流域,晚于新干大墓的铜器发现很少,只有零星的鼎、甗、卣、铙和钟等,它们更不可能对湖南青铜器形成影响。

综上所述,湖南出土的中原型青铜器应产于中原,并最有可能经江汉平原东部传入湖南。因文化交流、人群迁移、战争、交换等复杂原因导致的青铜器的流传,从殷墟早中期到西周始终没有中断。正如此,中原型铜器或商式铜器并不成为湖南青铜器的一个发展阶段。突出动物形象的那类地方型铜器和铜铙、镈等不见于中原,与湖南相邻的江汉平原和赣江流域既未发现此类青铜器,在那个时期也没有能够生产出这些独特铜器的区域性文化,因此尽管在湖南还缺乏铸造作坊等方面的考古发现,但目前只能判定这些地方型铜器是在湖南当地制造的。

湖南当地生产的青铜器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完全独立起源的。排除那些由中原生产的青铜器外,判定为当地生产的青铜器也存在着来源问题,那就是铸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技术来源与观念来源。

首先是技术来源,技术是青铜器生产和青铜文化产生的基础。湖南存在着相当于二里冈时期的遗址和青铜制品,如前述洞庭湖地区的岳阳铜鼓山遗址,出土有镞、削、泡等小件铜器。还有澧水流域的皂市遗址,出土镞、凿、锥、鱼钩等小件铜器,坩埚残片,以及铸造斧、锛的石范。这是湖南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最早例证,但尚未发现明确为二里冈时期的青铜礼器。湖南青铜冶铸业的发生时间显然晚于中原。

湖南青铜器的成型技术为范铸。据相关研究,湖南铜器的铸造技术涉及复合陶范铸造、分铸铸接、焚失法铸造成形、等壁厚设计、垫片和泥芯撑技术等,这些都是中原青铜铸造技术。正如此,即使是一些被归入湖南地方型的青铜器,如动物造型的尊、卣和铙,也被明确认定是由中原技术铸造的。湖南青铜器上所体现出的这些制作技术在中原地区可能又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并运用在不同时期的青铜器上。如目前所知,分铸铸接技术最早见于盘龙城的青铜器上而少见于殷墟,等壁厚的设计原则也早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已运用。另外,有些青铜器可能还会在某些技术上有较为明显的特征,从而显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比如,等壁厚技术除了见于殷墟一期的小屯M333出土的尊上外,更多地见于南方地区出土的大口尊和罍上。又有一些青铜器器形精致、纹饰精美,体现出技术的娴熟、进步甚至某种创新。但如此种种,究其技术来源,都不出中原青铜器的技术系统。湖南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未经系统检测,但四羊方尊、人面方鼎、岳阳鲂鱼山罍和象形山鼎,以及宁乡和湘乡的2件铙经过检测,主要成分都是铜、锡、铅三元合金。曾有学者提及湖南华容圆尊、桃源方彝盖、石门卣、父乙簋、戈卣、湘乡爵,以及宁乡的铜斧、刮刀、镞等还同时含锑,但殷墟青铜器中同样也存在锑。可见,湖南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与中原青铜器并无不同。另外,对高砂脊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还发现,一部分铅为中国北部地区的普通铅,还有一部分铅可能是来源于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混合铅㉑。无论是殷墟还是江西、四川等南方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也都存在铅的来源不一的情况。

湖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文化格局都决定了其青铜铸造技术来自于中原。岳阳铜鼓山和皂市出土早期铜制品的遗址正好处于殷墟时期中原型青铜器传入湖南的通道上,这可能也是青铜冶铸技术最早传入湖南的路线。殷墟时期,成熟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可能随着最早的中原型铜器一同传入湖南。

其次是观念来源,即指将青铜器作为礼仪和祭祀活动的重要工具的观念。在古代,人们在了解和掌握青铜冶铸技术后,首先会将这一技术用于日常生产和生活,所以早期的青铜制品都是镞、刀、泡等简单的实用器。但当技术提高而开始铸造复杂的器形时,青铜器就因集合了贵重资源与复杂技术而不再是日常生活用品。在中国古代,拥有这种青铜艺术品的人就掌握了沟通天地的手段,青铜器因此成为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主要工具㉒。青铜器又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对资源和青铜铸造技术的专控还可以成为控制社会的手段。如此,青铜器也就因此而具有服从于特定用途的特定器形和装饰。

湖南青铜器同样是用于礼仪、祭祀等活动。湖南地区制作和使用这类青铜器,表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显然认同并接受了将青铜器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的观念。湖南青铜器的基本形制和装饰母题都出自中原青铜器,进一步表明了观念的一致性。

在共同将青铜器作为政治权力工具的前提下,中原青铜器和湖南青铜器的具体内涵和功能却可能存在差异,使用青铜器的具体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更多用于礼仪活动,并作为随葬品出现在不同等级的墓葬中,而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地区的青铜器却多用于祭祀自然神灵。湖南青铜器只有少数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大多零散出自于河畔、山腰,许多研究即认为这是一种祭祀性埋藏。这种差异甚至于不只体现在地方型青铜器上,湖南非墓葬出土的中原型青铜器大概也是如此。

制作湖南地方型青铜器的技术和观念虽然来自中原,但这并不防碍湖南青铜器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自身风格的产生可能与对技术的掌握、运用和革新有关。湖南青铜器中的一些“混合型”铜器只是在形制或纹饰的某些细节上不同于中原铜器,也可能是出于技术原因。一些铸造粗糙的铜器或许与技术不熟练有关,而技术的进步也会促成新的风格,四羊尊就显示出高水平的合范与分铸技术。但青铜器的风格更取决于宗教信仰、观念,甚至是人们的审美情趣。湖南出土的那些突出动物造型和动物装饰的青铜器,就应当蕴含着独特的宗教信仰。这个区域所特有的高大厚重的铙、镈一类乐器,制作和使用它们更是有着不同于商周文化的特定目的和特别方式。正如此,技术与观念虽来源于中原,但湖南地方型青铜器的自身风格却揭示出了一个独特的地方性文化。

注释:

对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系统梳理参见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岳麓书社,2013年。

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第405~407页,线装书局,2008年。

向桃初:《炭河里城址的发现与宁乡铜器群再研究》,《文物》2006年第8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4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考古研究所、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6期。

谭远辉:《湖南涔澹农场发现商代铜器墓》,《华夏考古》1993年 第2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

张昌平:《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汉考 古》2003年第1期。

施劲松:《江汉平原出土的商时期青铜器》,《江汉考古》2016年 第1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与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1989年。

何介钧:《试论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及商文化向南传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蒋刚:《盘龙城遗址群出土商代遗存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廉海萍、谭德睿:《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制作技术初探》,《湖南省博物馆馆刊》,岳麓书社,2009年。

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罍》,《考古学集刊》,文物出版社,2004年。

a.王恩田:《湖南出土商周铜器与殷人南迁》,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b.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第464、465页,岳麓书社,2013年。

高至喜:《“商文化不过长江”辨——从考古发现看湖南的商代文化》,《求索》1981年第2期。

王恩田:《湖南出土商周铜器与殷人南迁》,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㉑内田纯子、向桃初、平尾良光:《湖南省望城县高砂脊遗址出土青铜器及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湖南省博物馆馆刊》,岳麓书社,2009年。

㉒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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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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