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震惊全国的兵变事件,差点危及主席安全

2019-09-24 作者:人物故事   |   浏览(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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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〇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伙甚至说,武汉“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驻地。(本文摘自《中国现代史论》第五卷作者:薛庆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文革中,有一场鲜为人知的兵变事件,这次兵变,差点危及到毛主席的安全,那么“七二〇事件”的前因后果如何呢?请听小编慢慢道来......

核心提示:在场的周恩来实在听不下去,曾三次打断他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勒,骂过陈再道,又向徐向前攻击,气得徐向前当即退出会场。吴法宪此时像一条疯狗,乱扑乱咬,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打了陈再道一耳光。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〇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伙甚至说,武汉“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驻地。(本文摘自《中国现代史论》第五卷作者:薛庆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七二〇事件”发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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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发后,全国形势逐渐走向混乱。1967年2月8日,武汉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公开反党反军。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驳斥激进派的声明。

“七二〇事件”发生前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当时,武汉地区群众分为两大派,拥护武汉军区《严正声明》组织,于5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狮”。“百万雄狮”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冲突,焦点是“百万雄狮”拥护军队,而激进派要揪出“武老谭”,两派矛盾日益加深。“百万雄狮”人多势众,又有军区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早在7月20日前,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就已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武汉军区机关也常受冲击。这是因为,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故吴法宪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电话,要他们不要听大军区的。4月6日,江青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嘛!”武汉激进派当即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公开绑架批斗军区政委钟汉华,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激起武汉军民的愤慨。令“百万雄狮”不满的是,支持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这样他们就成了“保守派”,而当时“保守派”被视同反动派,他们岂能接受。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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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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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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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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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7月16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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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人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也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主席住地、危害毛泽东主席安全、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打着“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央代表”王力……。

这就犯了“大忌”,犹如“大逆不道”,犹如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等于犯了“弥天大罪”……一时间,武汉“七二〇事件”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XLW

1978年,华国锋为何瞒着中央军委偷偷搞大阅兵?事后遭邓小平批评的为何是苏振华上将?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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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怎样的一种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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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XLW

自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起,华国锋远离公众视线二十七年。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事件,他一直保持沉默,从未公开谈论和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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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党内已经有酝酿,最早可以说是中共元老之间的个别议论,这其中,叶剑英元帅起了举轻若重的作用。叶剑英和“四人帮”的公开对抗,可以追溯到1967年,发生在京西宾馆的会议。

会上为维护军队稳定,反对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插手军队,叶剑英和徐向前等老帅进行抗争。叶剑英当时为此大发脾气和江青拍了桌子,震裂了小指骨,这就是着名的“三老四帅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在十几天后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和其他的老将老帅,再次对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抗争。然而,毛泽东把这次会议,最终定性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史称“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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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叶剑英多次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但是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袭来。叶剑英又再次受到“四人帮”的攻击,最后被迫“养病”赋闲在家。但是此刻,叶剑英仍然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要职。而他的在军队和老干部当中的威望,使他成为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的中枢。

在此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当中,这位老帅又和华国锋一起运筹帷幄,指挥了人生当中最后一次,也是最为精彩的。

晚年的毛泽东最终没有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进入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让局势更加严峻。事后看起来,粉碎“四人帮”,具有广泛的党内基础和社会基础。“九一三”事件之后,被打倒或受冲击的党内老干部们,已经有很多的反思。很多老干部也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很多普通党员、干部和广大国民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也心生厌倦。1975年的邓小平整顿,一度给人们带来些希望,但不久以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得人们希望破灭,对“四人帮”也更加痛恨。这些怀疑、不满、厌倦、痛恨的情绪终于酿成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这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抗议“四人帮”的运动,是“文革”结束之前,党内外不满情绪的一个总爆发。虽然它遭到强行镇压,但是表明“文革”的极“左”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也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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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今天成前上万的工农兵同志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心所向,总理爱人心,人心热爱周总理,这就是历史的最好的见证。

解说:在1976年清明节的悼念活动中,有一位老帅也悄悄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就是在军队和老干部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叶剑英。

周美华(解放军三零一医院护士):在清明节那一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让我们一起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那个盛大的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从纪念碑的右侧,绕到它的右侧转了一圈。几次在这过程中,几次首长要下车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给制止了。

陈晓楠:对于自己的妻子,毛泽东还多次讲过,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并要求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1974年12月23号,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四人帮”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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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礼:主席讲的当中讲过,这个“四人帮”的问题特别讲过,今年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们知道主席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丁家琪(叶剑英传记组组长博士研究生导师):这个东西是非常管用的,叶帅把它视为“尚方宝剑”,后来就是抓四人帮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帮”是在何时

解说:有关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说法,最早来自1974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江青,警告她“不要动不动给人戴帽子”,并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说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她也算是上海帮。

刘诗昆:在1974年、1975年那段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毛主席一再批评“四人帮”,一再特别批判江青,在中央的会多次,所以这个“四人帮”的词怎么来,就是那个时候毛主席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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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在杨正泉看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宣传机构的做法,激起了当时中国人的强烈不满。1976年上半年,民间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

嘉宾:我如实地说,在中央电台那个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时候,跟着那时候“四人帮”那个调子,是宣传得很起劲。就在四五那一天,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给驱散以后,我听到我的一个领导说,“四人帮”的人和中央的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一直在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的上层,通过那看着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当把这些人驱散以后有些人就高兴说,干杯,倒上茅台干杯。把这个消息就传回来,说是,紧接着又说,你们一定要播好这消息,播好这些文章,但是我说明白一点,这并不代表着电台的人心。

王洪文曾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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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965年,由江青、张春桥组织下,姚文元编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成为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法定的接班人,1971年,在“副统帅”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度被视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个时候,“四人帮”势力空前强大。

隐退27年对一件事绝口不提

陈晓楠:2008年8月20号,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对于很多人来说,华国锋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名字,但也是一个从显赫到沉寂转换得最快捷的名字。但是,很多人不会忘记,没有华国锋便没有“四人帮”的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终结。粉碎“四人帮”可以说是华国锋一生最辉煌的业绩,然而遗憾的是,自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起,华国锋度过了二十七年远离公众视线的生活。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事件,这个远离政治的老人一直保持沉默,从未公开谈论和发表意见。XLW

1976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提到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看到后,说“不对,此话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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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华国锋

社论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篇社论,是“四人帮”文痞姚文元直接筹划的,经过“四人帮”一伙审看了。正式发表以前,又在他们圈内和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中散发,以便造成一种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有一个临终遗嘱,而且是向他们说的。他们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姚文元遵照江青的旨意,9月17日、19日、20日、23日,紧锣密鼓地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

如9月17日电话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电话指示:“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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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刘少奇

这里需要解释几句,姚文元为什么那么突出“按既定方针办”,而怠慢“三要三不要”呢﹖所谓“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是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时说的。毛主席在讲完“三要三不要”后,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在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华国锋在致悼词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实际上就是对“四人帮”的一次严正警告,“四人帮”当然不愿宣传针对他们的话。

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

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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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舆论攻势更是咄咄逼人。《文汇报》9月21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一时间,气氛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华国锋戳穿“四人帮”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的阴谋

毛主席逝世后20多天,“四人帮”桩桩丑恶表演,华国锋看得清清楚楚。

同这伙野心家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决心与叶帅等老同志一起,揭露他们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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