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联盟的形成,大东亚共荣圈

2019-09-20 作者:世界历史   |   浏览(63)

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这是它妄图奴役亚洲各国、建立殖民帝国的侵略扩张计划,这与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妄图建立一个欧洲“新秩序”是一丘之貉。

在德意法西斯建立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已着手在亚太地区建立其殖民帝国,并于1940年8月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妄图以“共存共荣”的口号美化其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 实际上,“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法西斯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占领和奴役亚太各国和地区、实行残暴殖民统治和疯狂经济掠夺的一幕丑剧。 它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而产生,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矛盾的加剧而逐步形成的,它是日本对外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早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 1916年,后藤新平向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 1917年,西原龟三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 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并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而逐步充实和完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 皇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最大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 这种东亚联盟思想为后来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936年8月,广田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走上了全面征服中国的邪恶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 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 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纽,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3项原则: 1.善邻友好。中国放弃抗日,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2.共同防共。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古作为特殊的防共区域。 3.经济合作。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公民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予日本在华北与内蒙古以开发资源之便利。 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被称为“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物资供应和对美英关系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首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然而其最终解决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同时,日本在政治上的“策略攻势”也未能奏效,除拼凑一个实力有限的伪“国民政府”外,远未实现其分裂蒋介石政权并使之屈服的目的。 当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其次,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重要的军需原料均不能自给,战时石油自给率只有5%至10%。由于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日军军费空前增加,国内矛盾加剧,特别是军需物资日益短缺,即使是尽力搜刮中国东北和其他占领区的财富,也不能满足其庞大的战争消耗。 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的橡胶、锡和石油等丰富的战略资源,日军的战斗力就能获得划时代的充实和扩大,并为实现其称霸大东亚的野心创造条件。 再次,中国是日、美、英帝国主义角逐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矛盾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而日益尖锐,美英不能坐视日本独占中国。 1940年1月26日,美国废除《日美通商航行条约》,限制对日本的军事物资出口。这对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迫使他建立自给经济圈。 另一方面,日本对美英援助中国大为恼火,认为中国的对日攻势由于英美的援助而得到加强。因而,日本谋求侵占东南亚,切断援华路线,孤立中国的抗战。 此外,东南亚对英美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工业所需橡胶和锡的80%来自东南亚。日本如果控制了东南亚,对英美的军事和经济都是沉重打击。于是,“南进论”在日本迅速抬头。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并于7月26日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 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局限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

在德意法西斯建立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已着手在亚太地区建立其殖民帝国,并于1940年8月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妄图以“共存共荣”的口号美化其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 实际上,“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法西斯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占领和奴役亚太各国和地区、实行残暴殖民统治和疯狂经济掠夺的一幕丑剧。 它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而产生,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矛盾的加剧而逐步形成的,它是日本对外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早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 1916年,后藤新平向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 1917年,西原龟三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 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并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而逐步充实和完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 皇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最大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 这种东亚联盟思想为后来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936年8月,广田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走上了全面征服中国的邪恶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 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 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纽,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3项原则: 1.善邻友好。中国放弃抗日,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2.共同防共。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古作为特殊的防共区域。 3.经济合作。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公民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予日本在华北与内蒙古以开发资源之便利。 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被称为“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物资供应和对美英关系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首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然而其最终解决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同时,日本在政治上的“策略攻势”也未能奏效,除拼凑一个实力有限的伪“国民政府”外,远未实现其分裂蒋介石政权并使之屈服的目的。 当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其次,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重要的军需原料均不能自给,战时石油自给率只有5%至10%。由于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日军军费空前增加,国内矛盾加剧,特别是军需物资日益短缺,即使是尽力搜刮中国东北和其他占领区的财富,也不能满足其庞大的战争消耗。 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的橡胶、锡和石油等丰富的战略资源,日军的战斗力就能获得划时代的充实和扩大,并为实现其称霸大东亚的野心创造条件。 再次,中国是日、美、英帝国主义角逐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矛盾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而日益尖锐,美英不能坐视日本独占中国。 1940年1月26日,美国废除《日美通商航行条约》,限制对日本的军事物资出口。这对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迫使他建立自给经济圈。 另一方面,日本对美英援助中国大为恼火,认为中国的对日攻势由于英美的援助而得到加强。因而,日本谋求侵占东南亚,切断援华路线,孤立中国的抗战。 此外,东南亚对英美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工业所需橡胶和锡的80%来自东南亚。日本如果控制了东南亚,对英美的军事和经济都是沉重打击。于是,“南进论”在日本迅速抬头。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并于7月26日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 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局限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

内容摘要:无论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如何美化所谓“大东亚战争”,如何歪曲编造历史,都无法否认日本法西斯反人类的战争罪行,也无法逃脱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正义审判。残酷殖民统治暴行罄竹难书杨婵从1941年 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 8月投降,日本法西斯对东南亚各国进行了长达4年的残酷殖民统治,对东南亚民众以及美英等盟国战俘所犯的暴行更是罄竹难书。东南亚人民开始觉醒,并意识到日本的占领政策与西方殖民者的殖民政策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日本不过是在亚洲的“欧洲宗主国”的翻版,其占领东南亚并不是为了“解放东南亚”,真实目的在于通过攫取东南亚的资源,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

早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有了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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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日军;殖民;统治;战争;占领;东南亚人民;东亚;太平洋;战俘

1916年,后藤新平向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的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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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西原龟三又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 亲善”。

  战后,日本对战争罪行的认知始终是肤浅的,也是割裂的。在八·一五这个特殊时间节点,重新审视其历史罪行,特别是在东南亚的累累暴行,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提醒世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保持高度警惕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皇国与盎格鲁一萨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

欲当亚洲霸主发起罪恶战争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韩永利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同年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16年5月,日本法西斯思想鼓吹者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公开叫嚣日本要当亚洲的霸主。1927年,日本内阁制定《田中奏折》,其中载明“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可以看出,日本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对外侵略战争,建立一个囊括亚太广大区域的殖民大帝国。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轴,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也是其南进太平洋的第一步。1934年1月5日,日本军部在《处理政治事变纲要》中提出,“此后仍以武力支持对华国策的实行,要有不惜挑起对英美战争的决心。”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通过《国策基准》:决定将“外交和国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定为“根本国策”。同年11月3日,日本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公开其称霸东亚的野心。1939年2月,日本海军占领中国海南岛,3月,占领中国南沙群岛,初步建立起南进前沿基地。但是,从1931年到1940年的近10年时间内,日本深陷于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无法将南进侵略提上日程。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其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1940年5月至6月间,德国法西斯在西欧发动闪击战,法国败降,英国困守英伦三岛。面对这一“天赐良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叫嚷在日本甚嚣尘上。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日本外相有田八郎马上向美国表示对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所谓“关注”,并提出日本要“获取接近原料产地通路”,毫不遮掩地提出日本要占取法属印度支那。6月29日,有田进而发表广播演说,鼓吹日本能保证东亚各国和南洋地区稳定、共存共荣。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确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为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7月27日,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批准《适应世界新形势发展时局处理要点》,其中规定了武力南进的具体步骤:占领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德属与法属太平洋岛屿等。同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明确提出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范围包括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印度、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南太平洋上所有岛屿,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综合实体,即以日本为宗主国的殖民大帝国。可以说,日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本质就是要在亚太用日本的殖民统治来取代欧美的殖民统治。

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从1940年7月到1941年7月,日本武力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和南部,构建起了从中国台湾、海南岛、南中国海到法属印度支那的南进军事前沿链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到1942年夏,日本占领了西起缅甸、马来亚,东至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北达阿留申群岛,南迄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广大区域,加上原先所占领的中国部分领土,初步建立起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侵占东南亚各国之后,对东南亚人民开始进行残酷、血腥和野蛮的殖民统治。

日本侵入中国后,由于中国人民的积极抗战,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种长期的消耗战。就在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使欧洲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无论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如何美化所谓“大东亚战争”,如何歪曲编造历史,都无法否认日本法西斯反人类的战争罪行,也无法逃脱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正义审判。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一周后近卫内阁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胃口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满足于“日满华”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会见记者时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政治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两国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恶性膨胀的标志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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