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经济,中国传统农业精髓的主要载体

2019-09-02 作者:中国历史   |   浏览(70)

江苏、浙江两省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等八府和太仓州,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为一个经济区,即通常所说的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从经济史来看,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江海环抱,湖泊河港纵横,水资源丰富。亚热带气候温和润湿,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带,地势高仰,多沙质土壤,具微碱性,适宜种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多水,其保肥能力强的壤质粘土,适宜种植桑树,其中性壤土适宜种植喜湿的水稻。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及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农业分工的自然基础。稻、棉、桑遂成为农作物种植的最佳选择。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其作用的大小呈负相关。在清代生产力的条件下,自然环境还具有强大作用。人们只能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充分获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产力。江南人民遂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以尽量发挥土地的潜力。首先是扩大棉田与桑地,以进一步适应生态条件,优化农业布局。明代江南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棉花和蚕桑生产。明中叶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枲,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②。江南农民就在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大面积改稻田为棉田,改粮地为桑地。常熟县的东高乡,雍正间,“种棉十仅四五”,到乾隆间已“种棉渐多于稻”③。道光间,太仓州及所属镇洋、嘉定、宝山等县,已是“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兴府的旱地,明万历时为42万余亩,至清嘉庆间,增为55万余亩,大都成为桑地。江南地区的沿江沿海遂成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成为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成为以稻为主的水稻产区。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带与低田地带分界线上的各县,如武进、常熟、昆山、桐乡等县的农作物种植也沿此线而泾渭分明①。其次,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清代江南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劳力,发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细作技术;又增加用肥,发展了垫底、接力等合理施肥技术。他们种田治地,施用粪肥、河泥、绿肥、豆饼等肥料。种桑种棉的用肥更多于种稻。用肥增多,促进了肥料的商品化。绿肥种子和豆饼通常都需要购买。经营地主和富裕农民购买粪肥的渐多。《沈氏农书》曾记载到平望镇买“磨路、猪灰”,到“近镇买坐坑粪”,还要从桐乡“必往杭州”买人粪,等等。饼肥肥质优良,效力大,使用方便,施用饼肥已经很普遍。据《沈氏农书》、《浦泖农咨》和《租核》等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至清后期经营地主与富裕农民每亩土地用饼肥的货币支出,约增加二倍多。劳动集约型农业向资金集约型农业转变开始显露苗头。清代以“粪多力勤”为特点的农业技术体系,就是在江南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种田固不出粪多力勤四字”的《补农书》实为其奠基之作。包世臣更具体地以粮食为例,诠释了其增产效果:治田“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②清代江南地区种粮、种棉、种桑养蚕的农书很多,这些都是农民生产经验的结晶。农业技术的发展,正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然条件得到良好利用的集中体现。经过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棉花和蚕桑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者如果就地取材,从事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就可以节省经过市场环节的各种费用,降低成本。农民如果以自己生产的原料进行加工,更可获得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减少原料费用。许多农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布以终之”。《沈氏农书》也说,农民织绢,“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都是说的这个道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棉织品与丝织品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品。它们都是衣着材料,特别是棉布更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们都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充分利用原料资源的巨大优势,发展农产品产业化,就成为江南人民必然的经济选择。棉纺织业和丝织业都是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贾,致富饶”,而今得到自然界恩赐,竟使二者都作为支柱产业,并行发展。棉纺织全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棉、粮产区,“比户纺织”。在蚕桑区,也有大量农民从事纺织,棉纺织在江南地区普遍发展。有些农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谋生之方已不专仰于田亩”,棉纺织已从副业发展为主业。他们既不离乡,又不离土,就地实现了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生产。棉纺织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和染整加工的专业化,延长了产业链。纺车、绽子与布机,各城镇均有生产,青浦县的“金泽锭子谢家车”最负盛名。棉布漂染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分工。踹布原附设于染坊,入清后染踹分离,各自成业。染坊、踹坊大都设于城镇,苏州最为集中,雍正间,有染坊450余处,染踹工匠“总计二万余人”①。西汶艺术网[ 2 3 <


时间:2007-3-10 10:56:00 来源:不详

中国传统农业曾经创造过单位面积产量和供养人口的奇迹。早在传统农业技术时期,土地资源有限的中国农业所能养活的人口已经让世人惊叹。中国的人口,从战国时期的二千多万发展到鸦片战争前的三四亿,传统农业基本上满足了人口巨大增长的需要,直到今天我们还为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而引以自豪。而且,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在保持了不断提高的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土地越种越肥。这些不能不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今天中国农业是否能延续这些奇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既要合理发展现代的农业经营方式和现代农业技术,也需要通过农户组织创新来继承传统农业技术中合理部分。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学者金在他所着《四千年的农夫》一书中,就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传统农业称为“永续农业”。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是循环农业、生态农业,而将西方近代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的以化肥、农药机械为特征的农业,称为石油农业、化学农业。生态农业是下一步现代农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涵,中国正可继承自己的这一传统,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自成一体。一、精耕细作的生态农业技术传统现在词典上把“精耕细作”解释为“在农业上认真细致地耕作”,这只是一种字面上的解释。实际上可以用这个词来概括中国传统农业的整个技术体系。它的核心是指采取各种手段,使得人力、土地和各种物力的投入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农产品产出。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首先还是源于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虽然在漫长的传统农业阶段,人口增长并不像进入现代那样快速增长,但是,中国人口也一直在缓慢地增长。先秦时代,没有可靠的人口记载;战国以后,生产力出现飞跃,人口增长也很快;汉代开始由全国人口统计数,从那时到五代,人口最多没有超过6000万。宋代南方大规模开发使得人口增长,宋代人口已经超过1亿,明代盛期人口约在1.2亿;清代康熙初年人口只有9000多万,到了乾隆末年人口已经猛增为3亿,期间不过100多年,至鸦片战争前戏,人口已经突破4亿大关。世代越往后,人均土地面积或其增长的空间就越来越少,其所要求的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也就越高,否则无法养活众多的人口。正是因为人口压力的推动,精耕细作生产方式也得到不断的发展。精耕细作生产技术的主要内容是是对土地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集约经营、少种多收比粗放经营要更加节约自然资源和人力。中国古农书中,有关土地集约经营的说法比比皆是。汉代贾思勰《农书》中说“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明代《沈氏农书》中也主张“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沈氏农书》以桑地经营为例,之处如果深垦细管,多施肥料,可以“一亩兼两亩之息,而工力、钱粮、地本,仍只一亩。”1、发展合理有效的耕作制度。农业是通过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中国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在连种制的基础上实行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和多熟种植方式,一方面尽量扩大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时间,科学安排作物品种,使得农地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释放其生物力,这在古代农书称为“种无虚日”。合理的耕作制度,可以保证最为经济地利用地力,不使地力过多损耗。但仅靠耕作制度,并不能做到保持地力一直维持在高的水平,也并不能使得地力更为强壮。要使地力充分恢复甚至可以变得强壮,还得讲究科学施肥、秸秆还田等综合措施,否则,上述耕作制度也无法维持。2、重视对土壤科学施肥。我国传统农业采用的耕作制度和西欧不同。西欧一直到18世纪末仍维持着定期轮流休闲的三圃制,在休闲制下,地力的损耗主要是依靠自然力量自我恢复,需要较长的过程。而我国主要是通过人工的影响,是通过以耕作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地力的恢复。在这方面,重视施肥是其中的奥妙。这种保持、恢复乃至增强地力的方法。用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用养结合”。为了多施肥料,人们千方百计开辟肥源,到了明清时代,在农书中有记载的肥料已达130多种。这些肥料,一部分来自自然界。例如,早在战国时人们就割取青草、树叶等烧灰作肥。以后又广泛利用草皮泥、河泥、塘泥等,水生萍藻也在人们收集之列。更多的来源于人类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诸如人畜粪溺、垃圾脏水、老坑土、旧墙土、作物的秸秆、糠秕、老叶、残茬,动物的皮毛骨羽等,统统可以充当肥料。人工栽培的绿肥是由天然肥发展而来的。汉代人们已懂得最好等待地上青草长出后翻耕,使青草烂在地里作肥。在这一启发下,人们逐步开始有意识种植绿肥。绿肥出现后,被广泛种植于夏闲地,实行粮肥轮作,我国农田施肥的范围就大大扩展了。榨油后的枯饼、酿造后的渣糟,也属“废弃物”范围。饼肥成为化肥传入以前最为优质高效的商品肥。我国传统农家肥以有机肥为主,但到了明清时期,石灰、石膏、硫磺等无机肥料也开始使用。施肥方式与技术也很讲究,有种肥、基肥和追肥。如何施肥才能用最小工本取得最大效果?人们强调要看时宜、土宜和物宜,把施肥比作对症下药,即所谓“用粪如用药”。“夫肥沃硗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硗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对于不同的土壤,由于用不断的施肥技术和耕作制度,都可获得令人满意的产量。“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农书·粪壤之宜篇》3、用灌溉来改良土壤水分状况。农田的合理排灌对改善土壤环境也是很重要的。举例说,黄河流域先秦时代的沟洫制,就是通过开挖排水沟洫,形成长条型垄台,结合条播、合理密植、间苗除草等措施,建立行列整齐、通风透光的作物群体结构,不仅改变了涝渍返碱的土壤环境,而且创造了良好的农田小气候。战国以后,农田灌溉发展起来。人们往往用引水淹灌并改种水稻的办法洗盐,或者利用北方河流含沙量高的特点灌淤压碱。漳水十二渠和郑国渠在这方面都做得十分成功,使“千古斥卤”成为亩产一钟的良田。西汉贾让曾对此总结说:“若有渠灌,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种秔稻,高土五倍,下田十倍。”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也曾在黄河流域大规模放淤压碱。南方梯山围水,也包含了通过适当排灌,改善土壤水分状况的措施在内。南方水稻田的水浆管理,既要满足水稻生长各阶段对水的需要,又要避免稻田因长期渍水而温度不足、通气不良的弊病。陈旉《农书》记载江南水稻耘田采取“旋干旋耘”的办法,耘过的田,要在中间和四傍开又大又深的沟,把水放干,至田面坼裂为止,然后再灌水。这样做,就是为了提高地温,促进氧化。陈旉说这“胜于用粪”。这种开沟烤田的办法,至今仍流行于苏南地区,农民称之为丰产沟。为了改善水稻田土壤结构,又有犁冬晒垡,水旱轮作,在冬水田上开腰沟排水等项措施。至于秧田排灌管理,就更为细致了。二、深厚的循环生态农业思想上述这些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实践,背后是深入的农学理论。1、顺应天时。农作物扎根于土地,但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空气、阳光、水等土壤之外的自然元素。农作物的生长是一个自然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成长过程,首先是一个自然再生产的过程,人类劳动对其的干预和影响要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中国农民是重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的,但是,他们也知道,土地是在天地合一的生态大系统中存在的。《尚书·尧典》:“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问题的关键。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荀子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吕氏春秋审时》“凡农之道,厚之为宝。斩木不时,不折必穗;稼就而不获,必遇天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认识到了天的重要性。什么是“天”?在中国古代农书里,“天”指的是天象、气象、物候、节气等。从事农事,要和天象、物候、星象、气象相对应。经过人们长期的探索,到了汉代,人们已经在前面节气的基础上,开发了农人在每个节气中要对应做什么事情的“行事历”。典型的如《四民月令》,主要是在二十四节气中在农业种植和田园生活中应该做什么的安排提示。这反映了中国古人的生活是和天时相对照的,是天人合一的生活。2、“用养结合”。土地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恢复或补充以后,才能继续种庄稼。只有通过精心选择的耕作制度来巧妙利用土地,又能通过主要以施肥来进行的恢复地力,才能保证土地的持续利用。这种用养结合保持地力常新壮的思想,使得我们的先人不断地改造原来恶劣的土地成为良田,能够在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的长盛不衰,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南宋的农学家陈旉已能满怀信心地指出:“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这就是农学思想中着名的“地力常新壮”论。支持这种“用养结合”、“地力常新壮”思想的,是中国传统农学所特有的“土脉论”。“土脉论”把土壤视为有血脉的活的机体[1]。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在《周礼·大司徒》的记载中,有“土”和“壤”的区分,它们相当于现代土壤学所说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表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吕氏春秋·任地》则明确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并据此制定了把土壤力与柔、息与劳、肥与棘、急与缓、燥与湿的偏颇状态改变为适中状态的“耕之大方”,后来《氾胜之书》又概括为“和土”的耕作原则。“土脉论”和“土宜论”是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理论,饱含着生态学的科学道理。3、“变恶为美”和“余气相培”施肥在中国传统农业中非常重要,正是施肥解决了实施连种制以后出现的局部地力衰竭的问题,使中国传统农业能够沿着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前进。但施肥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的重新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既使地力获得及时的恢复,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还节约了资源。不少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了很有深度的精彩阐述。如元王桢《农书》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清杨屾《知本提纲》进一步指出:“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农业的基础是依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和衣着原料。人畜以植物为食.绿色植物对人畜等是食物链的起始链,但人畜对其食物中的能量并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废弃物中包含着的能量,若让它们回到土壤中,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释放出能被绿色植物重新利用的营养物质。“余气相培”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情况。它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气”的理论和语言,表达的却是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及其利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三、继承生态循环农业传统,确保中国粮食安全从经济学的合理性考虑,现代农业发展一般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为特征。但是如果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来看,越是规模化的大型现代种植业、畜牧业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尤其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居民食物需求多样化的条件下,盲目照搬以规模生产追求农业规模收益的模式,其结果只能是化学农业方式的进一步加强。因此,应该考虑借鉴我国生态循环农业的传统,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对生态农业传统进行科学整理和技术创新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继承而言,由于缺乏系统总结、改进与创新,在土地等生产资源日益紧缺的条件下,也不能够很好创造出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效益。有许多传统农业生产技术需要用现代科学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并使之标准化和精确化,以便利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例如,我国在“驱鸭治蝗”基础上创造的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本是很有价值的农业生态技术,却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总结和推广,反而从国外引进“稻鸭共作”的生态技术。再如,中国传统农家肥技术,虽然体现了废物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理念,但由于积制手段落后,存在极易形成有机肥料养分低、体积大,无害化程度低、污染大,劳动效益低、强度大等弊端,农民比较各方面成本,自然倾向有使用化肥。2、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农民组织化来传承生态农业技术中国之所以形成生态农业的技术传统,与人多地少的资源环境禀赋有关,也与农民世代务农、通过家族传承和农学家的传播有关。如果我国在农业生产环节不放弃家庭经营,那就可以设想,我国生态农业的传统仍然可以在村社的居住和土地占有形态下获得进一步的传承,发挥其不可估量的作用。生态农业技术非常依赖于具体的生态系统,它是非常具体实用的,这就要求耕作一块土地的农民能长期务农,并最好通过家庭代际之间传递农业技术,减少学习成本。农户必须拥有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也需要成为职业农民,又长期生活在农村,这样才能具备生态农业技术的操作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同时,单户的生态种植依赖的具体生态系统是一定地域范围的,要想维持发展生态农业,对于特定地域内的土壤改造、水利保障、种子选用、田间管理有必须具有一定的规划。这就要求相邻的农民必须属于一个组织化的团体。不论这一团体是一个区域性的合作社,还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也就是说,只有一定程度的农民组织化,才能保证生态农业传统的传承。为了使生态农业得以发展,农民还必须发展起同国外生产成本低的同类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国际农产品市场开放条件下,国家对于本国居民的食用粮食,就要优先保证本国生态粮食品种的供给,相应地在进口国外粮食上要进行一定限制,也要对国内生态粮食给予一定的价格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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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浙江两省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等八府和太仓州,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为一个经济区,即通常所说的江南地区。

中国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和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它们是中国传统农业精髓的主要载体,也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环境,从经济史来看,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江海环抱,湖泊河港纵横,水资源丰富。亚热带气候温和润湿,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带,地势高仰,多沙质土壤,具微碱性,适宜种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多水,其保肥能力强的壤质粘土,适宜种植桑树,其中性壤土适宜种植喜湿的水稻。

我国古农书的数量,有“严”和“宽”两种统计法。1964年出版的王毓瑚着《中国农学书录》,指导思想是严格标准,“以讲述中国固有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着作为限”,剔出虽涉农事但非上述范围的多类书籍,共收书542种(包括佚失存目200余种);2003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所编《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则“收录书目的范围适当扩大”,定义为广义的农业古籍,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力求搜罗齐全、完备详尽,共收录2084种(另附佚失存目284种)。

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及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农业分工的自然基础。稻、棉、桑遂成为农作物种植的最佳选择。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其作用的大小呈负相关。在清代生产力的条件下,自然环境还具有强大作用。人们只能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充分获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产力。江南人民遂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以尽量发挥土地的潜力。

这两种“书录”“目录”中记载的农书,有不少直接以“农书”一词题名,这样的书名简洁大气,令我喜欢。其中有的已失传,如宋代刘清之《农书》、陈峻《农书》、清代潘大成《农书》;有的稀见,如清代鲍庭博《农书》、张文檒《农书》。本文介绍另外三种影响较大的“农书”,或可从中略窥中国古农书的内容与作者之一斑。

首先是扩大棉田与桑地,以进一步适应生态条件,优化农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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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棉花和蚕桑生产。明中叶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枲,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②。江南农民就在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大面积改稻田为棉田,改粮地为桑地。常熟县的东高乡,雍正间,“种棉十仅四五”,到乾隆间已“种棉渐多于稻”③。道光间,太仓州及所属镇洋、嘉定、宝山等县,已是“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兴府的旱地,明万历时为42万余亩,至清嘉庆间,增为55万余亩,大都成为桑地。江南地区的沿江沿海遂成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成为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成为以稻为主的水稻产区。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带与低田地带分界线上的各县,如武进、常熟、昆山、桐乡等

澳门金莎娱乐,最为着名的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这是古代篇幅最大的综合性农书,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农桑通诀”六集,属于农业总论;“百谷谱”十一集,分述谷属、蔬属、果属、竹木、杂类等经济作物;“农器图谱”二十集,论述260余种农机具,对每一种农机具都有一幅图和一篇文字说明,并附长诗一首(有的是采引前人作品)。《四库全书提要》称赞该书:“典瞻而有法……图谱中所载水器,尤于实用有裨。又每图之末,必系以铭赞诗赋,亦风雅可诵。”“引据赅洽,文章典雅,绘画亦皆工致,可谓华实兼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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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特别点出的“农器图谱”,是王祯从前人的着作中辑集资料,根据自己对实物的观察和创新,绘图写谱而成。这部分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集元代以前我国农机具之大成,是全书的重点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作者在传统农学上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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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的陈旉的《农书》,是现存最早记载江南农业情况的着述,也是最早以“农书”为书名的古籍。全书简明扼要,分为三卷,上卷讲种田——特别是水稻田,中卷讲牛,下卷讲蚕桑。陈旉总结前人经验和当时传说,加以实践检验后,选择其中有用的写成此书,重点突出,如把养牛提高到与种田平列,并开创了将蚕桑作为农书重要内容的先河。总之,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本开创性的着作。

到清初,出现了一本《沈氏农书》,又名《补农书》。有两个书名,因为它是两种着述合一,后世不论采用哪个书名,都是两种一并印行的。“沈氏”,不知其名,为明末人,所着原书包括“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家常日用”和“区田法”五部分,是继陈旉《农书》后江南农业的再一次集中记载,内容琐细而切实。原书没有刊行,清初浙江人张履祥得到稿本后,很是欣赏,于是补充了的自己务农所得与所闻的老农经验,附录于后一并予以刊印。与陈旉《农书》一样,它也是私人编着的地区性农书,注重小规模农业经营中的技术总结,有点家训的味道。

这三种“农书”的作者很有代表性。陈旉,未见载于宋代史料文献,大约是北宋、南宋之交一个隐士,不求仕进,躬耕西山。相似的是,张履祥也生活于改朝换代的动荡乱世,鼎革以前,他是个熟读经史、热衷功名的理学家,明亡后“遁隐于农”,不再应清朝的科考,而将兴趣转到农事,以教书务农遣其后半生。他们两位,都是那种退隐乡野、度其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还专门论述了耕读相兼的问题。

王祯则代表了另一类士大夫:从事农业工作的政府官员。他在江南地区的安徽和江西当过县尹,即一县的行政长官。一方面,作为文人,他学问广博,着作中征引文献典籍繁多,自己也擅长诗赋,因而获得“四库全书提要”所谓“文章典雅”的称许;另一方面,作为官员,他关注且熟悉农业生产,有农事的亲身体验,经常教导农民耕作,研究和传授农业技术,《农书》就是他在任上写成的,被赞为“诗、农兼备”。(这赞语出自缪启愉《农书译注》前言。本文的介绍,还重点参考、引录了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石声汉农史论文集》和章楷《中国古代农学家和农书》等着作。)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耕读生涯,主要表现为这两大类型,甚至,他们就是传统文人出处去取的两大流派之缩影:避世与用世。这不同的选择,有各人自身的主动因素,也有各自面对的外界乃至时代的被动影响,难以一言概之论高下。生存形态与表现形式是次要的,最难得便是尽本性和本份,无论在哪种环境下都且耕且读,经营好自我的一方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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