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经济思想的考察,食货志上

2019-09-02 作者:中国历史   |   浏览(134)

(一)广武山前月,悲凉万古情。山留百战地,月照一孤城。天远春星淡,沙明玉器清。西汶艺术网书生何所事?徒作夜乌呜!上面是清初大思想家唐甄的《广武山看月》诗。唐甄,何如其人呢?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因父为吴江县令,遂寓居吴江。顺治十四年(1657)中举,后任长子知县,“为长子令甫十月”,即“以逃人诖误去职”[1]罢官后,“贫困,食不继,每举家闽门卧。”[2]政治生涯失意后,僦居吴市,虽衣服典尽,败絮蓝缕,却“陶陶然振笔著书不辍。”[3]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税重,要纳赋税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维持家计。遂卖去土地,以所入款项六十多两银,从事商贩,遂得粗安。同时,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兴文教”,[4]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当是时,朋党附势相倾”,而“参议(阶泰)独立无所与”,[5]唐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教养下,他的做人,出处进退,如凤皇芝草,他的为文,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经济政治观点和主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了。(二)首言唐甄的财政观。唐甄重视理财,而其基本经济观点,则在于富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悻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癰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6]从唐甄的眼光看来,财必存之于民。国富必先民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富裕起来。他坚决反对统治阶级以及豪强巨室对民间财富的虐取。他说:“虐取者,取之一金,丧其百金:取之一室,丧其百室。充东门之外,有鬻羊餐者,业之二世矣。其妻子佣走之属,食之者十馀人。或诬其盗羊,罚之三石粟。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尽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业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丧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治,业之数世。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馀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废。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其一室,丧其百室者也。”[7]由于唐氏在山西长子县做的是个小官,所以对于贫农小商生活体会较深。且小生产者,周围关系甚多,彼此影响很大。一人受害,数家受累。以上指出的是虐取的不良结果,下面他又和不虐取的做了个比较。他接着说:“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日息岁转,不可胜算。此皆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裔愧,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缁银,市贩贷之,石麦斜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藉之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8]西汶艺术网唐甄这种“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的提法,是十分有见解的。今日有一个千金之家,明日就可能有数个千金之家,后日就可能有百个千金之家,这种从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他以植柳为例,主张植柳,不要折枝。他接着说:“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过三年而成树。岁剪其枝,以为筐之器。以为防河之扫。不可胜用也。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时,有童子者拔而弃之。安望岁剪其枝以利用哉!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不扰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9]西汶艺术网那末,虐取于民者,究竟是谁呢?依照唐甄的意思,是些贪官污吏。他们比盗贼(穴墙而入者),暴徒(群刃而进者)、道划(御旅于途者)、伙寇(寇至而诛者)都要凶狠得多。他们是: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他自问自答地说:“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尽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偏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于天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0]问题值得深思的是:由于社会风气不正,就会使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这种坏风气,腐蚀人的思想很深,千万不可低估。那些贪官,反被社会上视为“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反之,那些廉吏,反被社会上视为“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唐甄十分感慨地说:“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那么,到底如何治贫,如何改变这种不正之风呢?依照唐甄的意思,必须由上而下地来改变这种风气。“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这就正如孟子所说的,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是一种用教育的方法来移风易俗。当然,唐甄这种想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他还不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使统治阶级及其追随者们不剥削人民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是为他们自己所处的阶级所决定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退一步说,即使能做到上行下效,在阶级社会中,小商品生产者本身也要两极分化。唐甄所说的富,重在富民。他认为未有民贫而国能富者。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11]页码1 2 3 <

澳门金莎娱乐 1 姓名:唐甄 国籍:中国(清朝) 年代:1630-1704 职位:清代初期重要的社会启蒙思想家
唐甄(公元1630—1704年),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四川达县)人。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中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为官仅10个月因“逃人诖误”而去职。   
   
唐甄是清代初期重要的社会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困于远游,厄于人事”(《潜书·潜存》),虽生活贫困潦倒,仍然专心究治天下之法,志在彰扬圣人之道。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是书原为《衡书》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之意,后因“连蹇不遇”,只得将其潜存起来,遂加以补充,改名为《潜书》。《潜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潘耒称其“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潜书·潘序》)因此,《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潜书·潜存》)是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甄的著作尚有《春秋述传》、《毛诗传笺合义》、《潜文》、《潜诗》、《日记》等,然除其中若干诗文尚存外,其余或已失传。   
   
一、抑君富民的社会启蒙思想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由此出发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政治主张。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世传统和批判精神,而且具体提出了救治社会弊端的实际措施。   
   
(一)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社会平等   
   
唐甄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   
   
唐甄认为,在自秦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不仅是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而且是惨杀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至尊权势的取得和专制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杀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财的残暴野蛮行为上的。他指出,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潜书·止杀》)“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唐甄认为,虽然“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潜书·仁师》)的独夫民贼。唐甄进一步揭露说,窃国屠民的残暴无道的封建君主,是导致国家动乱、民众涂炭的根源。他说,自秦以来,“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民之不乐其生,源于君之无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盗贼”乱天下,皆由君之无道所致,“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潜书·鲜君》)。对于这些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封建君主,唐甄慰藉则厉言:   
   
其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潜书·室语》)   
   
他指出,即使以极刑去处死暴君昏主,亦难以抵其屠戮祸害天下人之罪。   
   
唐甄又无情痛斥了专制制度下的封建官吏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政,而且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潜书·存言》),莫不谋私而贪利。对于贤君的善政,他们“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实施,相互欺瞒推诿,对于民众的疾苦,他们坐视不救,弃置不顾,“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潜书·柅政》)唐甄指出,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其害甚于穷凶极恶杀人越贷的盗贼匪寇。他说:   
   
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   
   
因此,“天子宽仁而恤民”,四海民众仍困穷,天下依旧难治理,皆是“公卿之过也”(《潜书·存言》)。他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也!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以与言治与。”(《潜书·柅政》)他进一步揭露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因此,对于残害弃虐百姓的贪官污吏,必须尽行革除,严惩不殆,“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工业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潜书·权实》),“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潜书·卿牧》)。   
   
唐甄在对封建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认识到,无道君主的专制统治,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动乱和四海民众的穷困,然其最终根源,则在于自秦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启蒙思想,阐述了救治现实社会政治弊端的具体措施。   
   
唐甄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抑君之尊的政治主张。他提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天子虽尊,亦人也”(《潜书·善游》)。封建君主并不是什么“天地大神”,而只是天下众生中的普通一人。但是,由于封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总揽一切的绝对权势,因而导致了“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的神圣光环,出现了“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不类于我也”(《潜书·抑尊》)的至尊威势。唐甄指出,君主的至尊地位和绝对权势,必将导致君主势尊而自蔽,贤人退而治道远。因此,只有抑制君主至尊权势,才能避免政治腐败黑暗,民众不遂其生的社会弊端。他认为,抑制君主至尊权势,首先要加强提出公卿民众 政治权力,允许臣吏谏政于朝,士人议政于学,庶人谤政于道。同时,还要在中央政府设制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的“六卿”职官,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至尊权势,使他们敢于“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其次,唐甄指出,君主必须自觉抑制自己的尊威权势,“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潜书·抑尊》)。在政治活动中,君主则要平等地对待臣吏百姓,“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潜书·善施》),虚心地接受臣民议政,“勿己之是,惟道之归”,“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潜书·六善》)。在日常生活中,君主则要“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潜书·尚治》),“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潜书·去奴》),与民同情,从民所欲。唐甄严厉地指出,君主如果不能抑制自己尊威权势,一味残暴不义,无道于民,那么,历史的发展趋势,必将彻底摧毁君主的权力地位、身家性命。到时,“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榷雀卵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潜书·远谏》)   
   
唐甄还批判了封建纲常伦理,提出了社会平等的初步民主思想。他指出,“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潜书·抑尊》)。但是,封建专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却完全背离了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的社会作用;而忠孝仁义的“美德”“大伦”,却由于人们“不正其心,不得其方”(《潜书·破祟》),而成为致人于死地的祟害。因此,唐甄对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而彼薄,此乐而彼忧”,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经济生活的不平等,伦理关系的不平等,必将导致天下的动乱,人间的残杀。人生来本是平等相同的,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但专制社会却造成了人僮“亢而远之”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故唐甄强调,人们之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伦理关系上,都应当破除封建纲常伦理之祟,实现君民、夫妻、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平等相同。这样,才能避免专制社会的弊端危害,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唐甄抨击封建专制、倡导社会平等的启蒙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   
   
(二)主张实治实功,倡导富民立国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了“治道贵致其实”、“立国惟在富民”的政治主张。   
   
唐甄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社会的动乱黑暗,民众生活的艰难困穷,就在于统治者没有采取实行、实事、实治,以致富于民的政治措施。民众生活的困穷原因,还在于“为政者不以富民为功”(《潜书·考功》)。这表现在,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潜书·更币》)。唐甄在探讨了民众穷困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致富于民的政改措施。   
   
唐甄指出,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潜书·明鉴》)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国家灭亡。他说:   
   
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   
   
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   
   
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   
   
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方针当以富民为宗旨,“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不困穷而已”,“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潜书·考功》)故唐甄特别强调致富于民的实治实功,指出“为国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潜书·省官》),却除暴虐于民之害官,重用养民的廉能贤才,“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潜书·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实施实治实功的富民政策,民众的生活才能富裕。   
   
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发展多种生产的富民主张。他说:“海内之才,无土不生,无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才不可胜用矣”(《潜书·富民》)唐甄否定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民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贷币,促进流通的商业措施。他指出,以白银作为贷币,限制了财贷的交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要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潜书·更币》)。因此,唐甄认为,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贷币的流通作用。   
   
二、尽性事功的心性学说   
   
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潜书·潜存》)同时,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孟子、陆九渊、王守仁为什么能够执圣学之枢、得圣人之道,唐甄认为这就在于他们的尽性事功心性之学。他说:“尧舜以来,传道以传心”(《潜书·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识圣人之道,这是学问之道的入们。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   
   
他认为,良知、心、性是一个东西,综合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潜书·格定》),“天地与道际,心与天地际”(《潜书·敬修》)。他说:“性统天地,备万物”,“心具天地,统万物”(《潜书·良功》)。性即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义礼智以合于天地万物,即是尽心知性,始乃尽性事功。他认为,“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实功即表现为“仁能济天下”,“义能制天下”,“礼能范天下”,“智能周天下”(《潜书·宗孟》)。   
   
唐甄指出,尽性事功就是以仁义礼智四德的心性,以合于天地万物,这是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经世致用、救世治民才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说:“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潜书·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只重“养生”和佛家但求“明死”的出世思想,又着重揭斥了程朱之学“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空疏陋习。   
   
唐甄认为,尽性与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统一的。他说,“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潜书·良功》),“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潜书·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只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尽性与事功是相互统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认为,程朱之学实能穷性之原,有功于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它只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彼能见性,未能尽性”(《潜书·性才》),有违于儒学的根本宗旨。他们“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潜书·宗孟》),“今于内其精致,于其外若遗若忘……名为治世,实非治世,即非尽性”(《潜书·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学,舍治世而求尽性,既不能尽己之性,亦无益于社会民生。   
   
如何尽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说:“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与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尽其本体,其才自见”,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尽性即其尽性之才,发挥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认为,不能尽性事功,就是其才没有发挥作用。“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唯有尽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潜书·性才》)。   
   
唐甄指出,尽性表现为事功,事功依赖于尽性,“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仁义礼智四德不是体现在性本身,而是体现在性才上,通过性才的作用,体现在对天地万物的事功上。故他说:“仁之为道,内存未见,外行乃见;心知未见,物受乃见。”(《潜书·性才》)事功乃是尽性的表现和目的,“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潜书·辨儒》)因此,唐甄特别重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他说:“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潜书·知行》)知行合一就是尽性事功;尽性事功才是儒者为学之道,才现儒学治世之用。他说:“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潜书·性才》)唯有尽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道。总之,唐甄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启蒙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是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茂迁有无,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
  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渰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复说上曰: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畎。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畎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种于畎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贵阜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课得谷皆多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 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值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听。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赈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
  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请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籓,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金句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金句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遣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
  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它政悖乱。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民俞贫困。常苦枯旱,亡有平岁,谷贾翔贵。
  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于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廪之,吏盗其廪,饥死者什七八。莽耻为政所至,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赈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CA56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请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于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廪之,吏盗其廪,饥死者什七八。莽耻为政所至,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B04B。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B04B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B04B,长终亩。一亩三B04B,一夫三百B04B,而播种于B04B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贵阝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B679,黍稷DE3EDE3E。”芸,除草也。B679,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DE3EDE3EDE3E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E346地,课得谷皆多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是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茂迁有无,万国作B376。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ED54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C03D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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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

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值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听。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D733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籓,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钅句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钅句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遣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复说上曰: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它政誖乱。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民俞贫困。常苦枯旱,亡有平岁,谷贾翔贵。

澳门金莎娱乐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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